李商隐的涉梦诗文献综述
梦与文学这两样一个属于心理学，一个属于文艺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梦也是诗歌意象的常客，有如张若虚的“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又如白居易“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梦总是表达着诗人的一些内在的愿望，梦是大脑潜意识创作的产物，大脑在创造梦时的状态与文学创作时的状态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文学创作时，大脑主动地去整合所要描述的画面，但这种画面往往是一闪而过，往往是模糊地，想要获得更多的细节，就需要继续的整合。而梦就是大脑在潜意识作用下整合出的，连续的画面。这些画面并非我们真实看到的景象，而是来源于大脑的一种“内窥”。它是一种在大脑中生成，并且在大脑中看见的画面。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和梦都是文学和梦都是都源于大脑对于这种画面合成的机制，可以说文学和梦的生成机制上是有相似之处的。因此，从“梦”的角度切入解读诗歌，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近三十年来学界有关李商隐研究的论著，从梦的角度切入诗歌研究的不多，据笔者陋见，硕博论文目前仍只有程凤的《唐代梦诗研究》与台湾陈文璇的《唐代“梦”诗研究》与邹强《中国经典文本中梦意象美学研究》。程凤为“李商隐梦诗”专设一章。认为李商隐梦诗缠绵伤感，系慨遥深，幽微深渺的艺术特色来源于他对时代悲剧与个人悲剧的敏感。他无法摆脱悲剧性格的束缚，才华满腹，却在现实中屡屡碰壁，显得软弱寡欢。因而借梦来为自己营造一个虚幻的世界，更因其多愁善感的性格，使其梦诗的创作带有虚无飘渺的特征。陈在探讨唐代梦诗新视域时，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唐代诗人面对人世间看似无定律，而冥冥中似乎仍有着循环相因的逻辑在行走着的这样一种“人世无常感”的历史文化心理。而在诗人们遭遇“无常如梦”的人生境遇时，佛、道二家的哲理思想以融合的面貌出现，对诗人以梦为喻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邹强认为李商隐的梦意象增加了诗歌的层次，相比于李白恢弘壮阔的梦意象，李商隐的梦意象更加精致婉约并且哀伤，同时带有厚重的历史信息。
更多的是为单篇的论文，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对涉梦诗词内容的论述:吕斌《李商隐的梦与诗》（《中国韵文学刊》2001年2期）指出，在李商隐600余首的诗作中，“涉梦诗”的数量相当可观，且诗境丰富。并将这些充斥着李商隐悲剧意识和梦幻意识的涉梦诗歌，分为“讽喻诗”，“感遇诗”，“干请诗”，“婚恋诗”，“酬赠诗”，五种类型。并指出了李商隐“巧于用典，工于比兴”，“因时顺机，唯变所适”的创新意识。胡菁娜的《论李商隐梦诗的意象与美学特征》（《学理论》2014年第32期）则将李商隐涉梦诗中的“梦”分为“思想归家之梦”，“婚恋之梦”与“理想之梦”三类。胡认为“李商隐的梦意象不同于前人所使用的妖鬼神气梦意象，而是将舒缓真切的日常生活写入作品中，以精致婉约、清新朴实的梦意象和真挚的审美心态独树一格。”
何光超《爱的追寻与间阻——李商隐诗中的梦意象解读之一》（《名作欣赏》2006年第2期)则以李商隐的人生轨迹为框架，以其对梦幻情爱的追求为线索，对其梦的意象做出了进一步的解读。他认为“李商隐的梦诗大凡有三种情形：一是记梦写境，是所谓有梦之梦者；二是感梦抒怀，是所谓因梦而发者；三是藉梦喻情，是所谓无梦而想者。”并相对应的将他的梦分为“神女梦”“离别梦”“风流梦”三类，“神女梦”象征着他与华阳女冠的初恋，梦的本质是内心愿望的达成，梦中的幻想实为诗人在现实中不可得之物，因此何光超先生认为梦意象的反题为象喻爱的间阻。“离别梦”则是蕴含着李商隐对其妻子王氏的申请的相思。李商隐与妻子的婚姻本该是幸福的，但李商隐却不得不奔波于幕府，滞留他乡，聚少离多。再加之后来妻子早亡，李商隐对王氏的爱情既有婚前痴心的追求，又有婚后绵邈的深情，更有妻子死后沉痛的悼亡。即李商隐在婚姻中同样存在爱的间阻，有时是表达情感追求过程中对爱而不得的担忧的“离梦”，有时是婚后别离的相思的“归梦”，有的则是表达对亡妻的悼伤的“幽梦”。而第三种则是李商隐人生失意时，尤其会不由自主地在非婚姻、非常态的性际生活中寻求补偿的风流梦。在此类艳情诗中，梦意象象喻诗人对真情真爱的渴求，而此类非常态恋情总是以悲剧结尾，悲剧破灭所带来的幻灭感、虚幻感，又加重了李商隐的涉梦诗歌中的失落情绪。
第二类为对李商隐人生态度的探讨，张传峰的《说李商隐的梦诗》（湖州师专学报1995年01期）认为诗人借梦超越时空的阻隔，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并借梦来改造时空，把现实的时空压缩或延长，并且通过梦与现实人客观世界或现实情感构成对照，从而表现追求理想而又深感其虚幻的诗人精神世界的矛盾苦闷。刘一锜的《梦负雄才，酒化相思论李商隐的孤独及其排遣方式》（《安徽文学》2009年第5期)则认为李商隐梦的寄托来源于他内心深处的孤独，除却政治上的孤独与情感上孤独以外，还提出了李商隐世无知己的孤独。而选择梦作为排解孤独的方式，只能做到片刻的舒缓，并不能排除，梦总归还是要醒的。但此文没有看到李商隐的面对无常人生的积极方面，仅仅将他理解成一个成天借酒消愁，沉醉在半梦半醒之间的落魄文人。何光超的《生命的失意与幻灭中的追求—论李商隐诗中的梦意象》（《中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则将李商隐的梦分为“梦采华芝”，“梦迷蝴蝶”“有怀大梦”三个阶段，分别对应李商隐对理想的追寻，以及理想的幻灭，幻灭中的追求的心路历程。何光超先生认为李商隐是在用梦来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通过忆梦和寻梦给自己找到一块精神栖居地。李商隐也在“梦”中找到了最巧妙的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的方式。张娜的《论李商隐梦诗与晏几道梦词的异同》（《名作欣赏》2015年第20期）指出了李商隐梦诗中叙述少的特点，多为直接点出梦，基本没有对梦境的叙述描写。同时以大量的生活场景如梦，摆脱了前人言梦必言鬼怪的做法，使涉梦诗表现出日常的舒缓和真切。
第三类并非直接探讨李商隐的涉梦诗的特点，而是研究的李商隐的同时，有涉及梦意象的论文。如黄世中（《李商隐论-下》（《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02期）中提到境象朦胧是李商隐诗歌的美学，因此选取如轻纱，如梦境，如雾里之花等迷茫窈渺的意象为李商隐个人的审美情趣，移情入物，于朦胧境象寄哀怨之思也是李商隐的惯用手法。对涉梦诗词中表现出的诗情诗境的探讨:刘子琦的《从李商隐到卞之琳:一个千古难圆的梦》（《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颇具代表性，该文认为“梦”意识在李商隐的诗歌中包含着四种涵义：一，咏史鉴今。李商隐是一位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但在仕途上却总是碰壁。但他却并不会因为一己之失，而丧失忧国忧民的情怀，无法在现实中施展抱负的诗人，只能选择用诗中的“梦”去警醒世人，希望国家可以再度强盛起来。二，离群索居，李商隐由于常年羁旅，并不能充分的享受家庭给他带来的温馨，而妻子亡后，李商隐的情感愈加凄苦。“梦”就变成了李商隐逃避现实的一种途径，至少在梦中还可以与妻儿相聚，期望能在梦中得到慰藉。三，喻托身世，这一类比喻源于中国古典诗歌香草美人的喻托传统，借神女梦中女子爱情的失落象喻自己政治上的不得意，体现其浓浓的自伤成分。四为寄慨无端，李商隐的梦介于虚幻和现实之间，营造了一个因美好事物消失而带来的变幻、迷乱、失意的意境。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学界从这一角度切入对李商隐进行研究的基本现状:第一，在八十年代之前从此角度切入研究的基本上没有，至九十年代才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的焦点;第二，就涉梦词来说也仅仅是对其内容和其中反应出的作者人生态度做一个简单的探讨，研究力度不够，且都比较零星，缺乏梦的解析、梦的改装、梦的材料来源等现代基本梦理论来说明李商隐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这个梦是如何运作的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