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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一、前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被高尔基称为“残酷的天才”，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称为俄罗斯文学“三巨头”。他一生承受着巨大的苦难，作品反映出他与命运、与时代的纠缠，因此具有极高的思想深度与文学价值。他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小说影响了无数作家，茨威格、布罗茨基、博尔赫斯、苏珊·桑塔格都曾表达过对他的赞誉，纪德如此评价：“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其深度。”

陀氏对人性进行深刻的拷问，对人物的心理进行重复的、夸张的甚至癫狂式的描写，人物的性格总是极端的、诸多对立矛盾元素的糅合，如妥协与反抗、被虐与施虐、低贱与圣洁，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抗或走向悲剧的命运。陀氏描绘人心的罪恶，批判黑暗现实：他揭示城市贫民生活的艰辛，披露卢仁的冷酷卑鄙和极端利己主义，批判地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荒淫无耻，这些对直观丑陋的展现突破了作家的反动说教，闪耀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光芒。

长篇小说《罪与罚》于1866年发表，作为陀氏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通过对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潜在意识流的描述，呈现出作者的道德观、哲学观、宗教观，其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将道德上的弱者视为虱子的“超人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在艺术思想的引导下，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成为了当时俄国文学研究中的经典。《罪与罚》的主要形象中，除了让每位读者都扼腕叹息、深受触动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之外，活跃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周围的许多女性形象也都鲜活而生动。杜尼雅、索尼雅、卡杰琳娜、普尔赫里雅，她们的性格复杂而充满冲突，或是肮脏的营生与虔诚的信仰的糅合，或是牺牲妥协与勇敢反抗的融合，或是高贵的自尊与卑贱困窘的生活状况形成冲突。《罪与罚》写在人类思维的阴暗角落，各种邪念与罪恶欲望被尽然书于纸上，往往令读者在感到震撼的同时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仿佛被批判的不仅是书中人物，更是自己。小说人物的塑造或许夸张，但如果结合19世纪俄国农奴制改革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了解平民与青年在俄国社会变革中诞生的观念，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与哲学观念的观照下，陀氏小说中的人物又往往比真实更真实，因此被多伦多大学教授Jordan Peterson称为“元真实”。

正如张海琳在硕士论文中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复杂著称，多年来国内外研究者们都对陀氏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十分重视，但他笔下丰富的女性形象远远没有得到与男性形象相同的重视。^[1]陀氏的女性观念与女性意识在从前期到后期的创作中存在明显的变化，他不顺利的婚姻经历构成了他笔下复杂女性形象的一部分原因。前期陀氏的作品中塑造了大量被男性暴君侮辱或损害的女性形象，女性是丧失话语权的，没有经济基础与精神支柱，靠男人接济，例如《穷人》中的孤女瓦尔瓦拉。更有诸多女性形象在生活重压之下精神崩溃，人格分裂，变成“疯女人”，例如《白痴》中的纳斯塔西娅。这是由于陀氏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亚就是一个神经质的甚至歇斯底里的女人，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和权力意志。直到陀氏与第二任女友苏斯洛娃交往愈发深入，这位“新女性”让他痴迷，从《罪与罚》《赌徒》《白痴》开始，陀氏的女性主义意识在作品中不断加强，女性更懂得以金钱的力量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男人争取话语权。女性越来越多地褪去了神圣的外衣而还女人以有血有肉的世俗面目。《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氏最成熟的也是最后一部著作，正如卡杰琳娜对待德米特里那样，女性已经能够强势地以自己的上层身份、良好的教育甚至财产来羞辱男性了。蔡玉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性问题》提到，“这不由得让人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对女性强烈意识所持的正面观点。”^[2]

俄罗斯著名的陀氏研究学者别尔嘉耶夫这样评价陀氏的女性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男人的心灵有着极其强烈的兴趣，而对女人的心灵则兴趣全无。依据女人的心灵史无法观察人性的命运，因此，女人只能作为男人的命运（主要是个性的命运）在其中展现的一种自然力量和一种氛围而引起关注。hellip;hellip;女人在这条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女人只是男人的诱惑和欲望。”^[3]这表明陀氏认为，在人生注定的孤苦受难的过程中，爱情只有悲剧意义。

《罪与罚》的深厚意蕴，放到今天，依然是丰富多层的、能够运用发散性思考并实践自我批评的。著名法学讲师罗翔老师就在2020年4月的课堂中向大家推荐《罪与罚》，“《罪与罚》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不断地走出我们的自我中心，才能和他人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对于《罪与罚》中女性群像的探究分析，不仅有利于了解陀氏的道德观念、女性意识、宗教观念，更能发出警醒，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与斗争意识，促进女性追求自主和独立。